为什么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无人机的生产中心了?因为无人机产业需要的碳纤维材料行业、航空铝后加工业、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深圳都是最强的。深圳的无人机产业配套之好就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

  曾经有专家跟我说,深圳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这四家企业手上,不是很危险吗?一家搬走你就没了。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它搬不走,因为它的生产体系在深圳,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它的配套是最有效的。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到目前为止能证明的是,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发现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不够,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


                                                                                                                          华为系的秘密
  

    创新活动存在很典型、很明确、很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别,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很创新的,在世界上能数到的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都是不多的,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这个产物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空间的差别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定空间上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第二个因素和政府的行为有关,合理的政府行为,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其他的创新要素。


  创新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效应,一个是创新扩散的速度,一个是创新扩散的范围。深圳过去十年、五年创新的爆发是什么?是速度+范围。一个行业里迅速地向一个先进技术靠拢,多个行业迅速采用这个技术。在深圳就是数字革命,深圳的通讯业、细胞科学、基因组学、材料科学、绿色低碳产业都是数字技术。

  创新和分工肯定有关系,分工并不必然造成抄袭,就是靠合约制、契约精神。过去企业为什么很大?因为合约执行很难,要想发展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分工的关系,一定是靠合约能够履行,其实这一点在深圳看来是最清楚的。华为公司不是华为,是华为系,大家可能不知道,比亚迪又是华为的供货商,华为手机可以做出大屏幕窄边的创新,是比亚迪生产的。 

  2000年初期,中国的手机业集中在哪儿?天津的摩托罗拉和北京的三星。现在,中国大概有10亿手机的生产能力,8亿在深圳。深圳2000家和手机有关的公司,大家是分工合作,能保证合约的履行,如果没有合约的可执行,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发展。

  第二个是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关联,你可以视华为是个垄断公司,我们也可以说华为是开放的公司。2015年全球PCT专利申请排名前30名,深圳是4家,占全国的48%,排在前列的是华为、中兴。专利要变成一个生产标准才能盈利,华为需要很多供货商,只要你进入我的供货体系,我的生产标准就向你开放。华为的专利不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提高,华为系企业同时享受到华为同等的技术开发,这就变成了创新扩散速度。

  曾经有专家跟我说,深圳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这四家企业手上,你不是很危险吗?一家搬走你就没了。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它搬不走,因为它的生产体系在深圳,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它的配套是最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很多小企业,在这个细分产业中排名全国前三,大家分享着巨大的分工合约可执行度和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带来的收益。

  无人机的这个市场创新的主体和产业主体目前都在深圳,这是深圳过去没有的东西,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无人机的生产中心了。因为无人机产业需要的碳纤维材料行业、航空铝后加工业、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等配套产业,而在这些领域深圳都是最强的。深圳的无人机产业配套之好就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深圳无人机发展是从小航模起来的,没有品牌,就给人加工、代工航模,突然有一天深圳的航模和电控连起来就变成无人机了。

                                                                                                                               深圳政府是怎么做的
  

     深圳就是这样个城市,大家共同用一个数字技术,这座城市看起来最核心的东西是追上世界的数字革命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下,政府还是很有用的,保证合约可以执行,大家都重视知识产权,深圳创造了非常合规的合约性城市,在国内这样的城市不多。


  深圳是用模块化的方式生产。模块化是分工分到底的,分到一个动作,经历了工业化的洗礼,知道是怎么分工的,大家都能保证合约执行,这样的横纵向分工就变成了大规模的合约制产业群。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到目前为止能证明的,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发现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不够,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

  要怎么激励创新?深圳已经形成“找市场不找市长”的观念,不少别的地方可能还是找市场管用多了,不改变这样的局面创新永远是不会成功的。在新型的现代产业模式下,深圳政府选择的合理行为就是补足产业链和完善包括合约执行在内的市场规则体系。

  比如在手机产业的转移中,深圳政府做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因为当时手机入网必须通过工信部北京检测中心的检验,而长达三四个月的送检过程根本无法满足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于是深圳市政府向工信部申请成立深圳检测中心,并以财政补贴等方式为中心提供运营支持。政策出台后迅速引发深圳“山寨”手机业向自主品牌转型,并拉动整个手机产业链的升级壮大。你可以说是产业政策,也可以说是公共政策。

  政府的产业政策要先看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提升创新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假如你干预了半天创新扩散没有在多个行业里发生,这样的政府干预可能是有问题的。创新的外部性很多,包括维迎教授讲的非生产性创新,大家知道电冰箱的氟利昂破坏臭氧层,这是重大的创新,后来都淘汰掉了。这样的过程中,政府保护市场的公平,防止恶性的竞争,或是防止一个企业的负外部性,是很重要的。成功的创新支持政策是保护竞争而不是破坏竞争,而且是透明公开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如果见张三是一个,李四是一个,这就是失败的。失败的产业政策一定是自以为是的,大量产业政策的失败在于老子说了算,今天老子说对了就成了,明天我要说错了呢?那就失败了。

  我们要实现几个关键的转变,过去我们很重视钱、积累,招商引资,现在看来是知识最重要;二是从重视物到重视人;三是从重视现有到重视未来;四是工匠到科学;五是服从转向重视分歧;六是从重视单一企业、单一城市转向重视产业群和空间集聚;七是从重视政府显性效率转向重视政府隐性效率。深圳政府做的都是大量看不到的,就是扶持、引进、培育市场,尊重企业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看不到的东西是最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