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是全球创新“执牛耳者”,诞生了大量引领时代的伟大企业和企业家,是世界上不少地方的模仿对象。近日,硅谷银行一夜破产惊动全球,令科技投资人和创业企业阴云笼罩,同时也印证了硅谷模式不是所有城市都可以玩的“资本游戏”。深圳被誉为中国最像硅谷的城市,但随着越来越多企业步入“创新无人区”,对人才、资金、环境等提出异于以往的更高要求,加上美国科技封锁等外部压力,继续跟随创新难度和风险加大,源头创新成本和难度又不可预知,向全球创新链高端跃升必然不是抢项目、抢人才、抢资金这么简单,需要放眼全球坐标体系,从更多城市创新实践中,找到具有共性特征的“创新方程式”。


向领先者学习:硅谷模式不可复制,但创新规律殊途同归

上述提到,深圳未来创新主线不再是跟随模仿式创新、而是源头引领式创新,不仅是技术应用创新、而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突破,不限于从1到10、从0到1改变世界的能力,硅谷之外有不少全球创新领先城市的经验做法可供深圳学习参考。

美国波士顿:不停“刷机”的创新引擎。波士顿以港口起家,1950年代转向与军工关联的晶体管、半导体等产业,70年代由于军工订单减少而发展停滞,90年代凭借生物医药产业再次崛起。波士顿得以成功应对历次危机,关键在于产学研系统的紧密结合,为突破产业困境提供源头创新支撑。波士顿拥有大量高校及科研机构,其中不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级名校,通过创建和发展天使孵化器,联动全球风投创投机构,为大学师生和青年创客提供链条式服务,在环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形成高科技企业群落。

比利时鲁汶:国际科技巨头的“共享大脑”。鲁汶是以啤酒著称的小城市,却作为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所在地,吸引英特尔、IBM、华为等国际科技巨头从事技术研发,在全球半导体工艺、集成电路设计、纳米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有着广泛影响力。IMEC与一般研究机构不同,通过搭建开放式研发平台,事前约定知识产权使用及归属问题,邀请全球科技厂商、科研机构甚至是互有竞争关系的创新主体,共同参与适度超前产业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以“利益共同体”绑定减少技术路线和市场不确定性。

荷兰埃因霍恩:一家企业成就的“光之城”。埃因霍温人口不到百万,被称为“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之一”,其多次转型离不开诞生于此的飞利浦公司。20世纪初,飞利浦公司作为欧洲最大电子企业,带动埃因霍恩崛起为荷兰工业技术中心。进入90年代,飞利浦公司面对日韩竞争被迫收缩业务,将总部迁往阿姆斯特丹,埃因霍恩一度陷入经济衰退。但是飞利浦公司留下的创新基因并未消失,飞利浦物理实验室被改造升级为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从飞利浦公司被剥离的非主营业务孕育出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等一大批科技企业,为埃因霍恩创新转型提供了强大动能。

美国奥斯汀:全美最“酷”的高科技城。奥斯汀远离美国东西海岸,却是硅谷高科技企业外迁首选,聚集了苹果、谷歌、英特尔、思科、特斯拉等众多跨国企业。奥斯汀的科技逆袭之路始于1980年代,美国微电子和计机技术公司、美国半导体研究联盟在考察全美各大城市后,相继决定在奥斯汀设立总部。奥斯汀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是别具一格的城市气质,从其非官方口号“Keep Austin Weird”可见一斑,特别是以西南偏南大会(SXSW)为代表的文化庆典活动,每年都吸引各地先锋人士齐聚于此,将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进行创造性融合,使奥斯汀成为全美年轻人最向往的城市之一。


如何成为领先者:把握创新的基本规律,开启创新的第N增长曲线

借鉴全球创新领先城市的经验做法,充分把握和践行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结合自身禀赋优势和城市特质,开启创新的第二、第三乃至第N增长曲线,形成不可逆转、自我加强的创新发展力量,实现从创新后发优势向创新先发优势进阶升级。


启示一:激发高求知欲“巴斯德象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托克斯将创新划分为四大象限,即纯求知型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应用导向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技术训练和经验推广“皮特森象限”、需求导向技术研发“爱迪生象限”。波士顿正是在“巴斯德象限”牵引下,取得接续性技术升级和产业突围。深圳从“三来一补”起步到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分别对应“皮特森象限”与“爱迪生象限”,有待激发“巴斯德象限”前瞻性、发散性、应用性研究广种奇收,开辟意想不到的“变道超车”创新路线。


启示二:主动拥抱“开放式创新”。参照鲁汶IMEC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做法,建议深圳瞄准“20+8”产业集群布局方向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推动建设一批应用需求导向、企业化运作管理的新型研发机构,开放海内外学术界、科技界及产业界力量参与,联合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和科技专利共研共享共用。加强与全球主要科技创新中心交流合作,双向建设一批研发中心、实验室和工作站,广泛吸纳顶尖科学家主导或发起国家级、国际级重大科学计划,跻身全球创新体系“利益共同体”。

启示三:围绕领军企业浇灌“创新雨林”。正如飞利浦公司之于埃因霍恩,领军企业代表着全球城市创新方向。建议深圳利用上市公司众多、民营经济活跃等核心优势,支持领军企业发挥产业外溢和技术引领作用,以兼并重组、资本运作、战略合作等方式,沿产业链上下游投资拓展技术集群;以订单安排、开源生态、产业联盟等方式,牵引共生中小微企业专业化协作,在各自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和产业地位,让城市“创新雨林”生长在“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专精特新企业竞相涌现”的土壤之上。

启示四:“创新—创业—创投”环环相扣。创新是技术进步和模式更新迭代,创业是对创新资源整合和再创造,创投是拉动创新创业的资本引擎,三者是全球创新城市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建议深圳聚焦本土创投机构和天使投资人、上市公司风险投资(CVC)、金融机构私募/资管子公司等具备领先优势的风投创投主体,加快打造一批全国乃至全球VC/PE行业标杆和关键赛道冠军,强化全球创新资本形成和创新资源获取能力。针对企业成长不同阶段差异化需求、投资风险与收益期限错配问题,加强银证保担投等金融工具组合联动,建立科创金融全周期服务体系。

启示五:既要“聪明大脑”也要“有趣灵魂”。从奥斯汀经验看,保持城市持久创新活力归根到底是激发和维护人的求知欲、想象力与创造性,离不开人文环境的情操陶冶和灵感启迪。正如华为内部流转:“华为不仅需要工程商人,也需要科学家,而且还需要思想家。”深圳也要成为“聪明大脑+有趣灵魂”的城市生命体,既要开放胸怀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也要不拘一格接纳顶尖艺术家、设计师和文化学者,赋予创意创造充足空间和更多机会,让不同领域人才在不同场景中交流对话、碰撞思想,促进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互为启发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