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末，兰特.普里切特、劳伦斯.萨默斯，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典型化事实》的文章，引起了全球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萨默斯的名人效应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文章的主题是全球最为关注的中国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的问题。郭万达教授最早向我推荐了这篇文章，见到论文摘要翻译稿后，又希望我能对文章做一个简评。虽然自觉评论名家名篇似有不妥，但还是按照郭万达教授的要求做了尝试。
　　一、关于文章的作者
　　兰特.普里切特是位中国知名度不高的哈佛大学著名教授，1997年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经典文章——《大分歧时代》（divergence, big time）。在对1870～1990年120年间，最富裕和最贫穷国家之间增长状况进行详尽的对比分析后，他发现二者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上升了五倍，因此成为世界史上国家之间绩效差距最大的时期，这一重大差距的形成源于工业化。
　　兰特.普里切特有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经历，参与过很多世界银行报告的撰写，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有着深刻的了解，也是劳伦斯.萨默斯长期的学术研究合作伙伴。
　　劳伦斯.萨默斯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高，但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而是因为他做过美国的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曾经是美联储主席的有力竞争者。萨默斯有名还因为出身于经济学教授世家，父母是著名经济学教授，叔叔萨缪尔森和舅舅阿罗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8岁那年，萨默斯成为哈佛史上最年轻的教授，38岁获得著名的克拉克奖。萨默斯在得奖论文中，运用托宾理论建立了生命周期增长模型，对储蓄和投资关系给出了实证结论，因此成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默斯的学术研究横跨了财政学、劳动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注重运用和发展理论经济学成果，对现实问题进行精细的实证分析，是萨默斯学术研究的一个特色。萨默斯的书卷气十足，但又清晰地知道，书斋中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有着极大的反差。2008年1月28日，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他这样说过：“好的政策是科学也是艺术，它取决于市场心理，也取决于基本现实。”
　　二、作者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看法 
　　研究经济史，要很好地评估人类生活水平的变化。工业化以前，2000多年，人类的生活水平变化十分缓慢，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如此巨大迅速的变化，人均寿命空前提高。1820年出生的欧洲人，期望寿命是40岁左右。1820～1860年欧洲生活水平提高了大约40%，相当于在此前2000多年的增长。即使如此，工业化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速也不过是2%。
　　在现代历史上，只有极少国家和经济体能够实现连续十年6%以上的超高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打破了一般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高速增长期。在过去的35年当中，中国每年9%的增长，每8年生活水平翻一番，35年的时间内增长了16倍，由此带来了更多经济的变化、更多的繁荣、更多的创造、更多的生产、更多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发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广，与世界经济互动如此之强，在工业化史，在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是定将载入史册的经济奇迹。　　
　　两位作者与兰特. 普里切特的《大分歧时代》（divergence, big time）一文的思路是贯通的，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差异扩大，来自于两者长期平均增长率的差别。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总体上经济增长慢，并不是由于经济缺少高速增长，而是由于经济不能维持长期稳定增长。例如丹麦等发达国家保持经济长期低速稳定增长，很少出现负增长，即使出现也是轻微的负增长，最大值是-2.33%。贫穷国家经济正增长时，增速往往很高。人均收入为2000～5000美元的国家，经济正增长时速度为5.39%；经济负增长时，往往是大幅负增长。人均收入为2000～5000美元的国家，经济负增长的最大值会达到-4.75%。两位作者相信，世界经济即使是由多种类型的经济体组成，但客观上存在一个标准的长期增长率，所谓标准就是长时期跨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各国增长率有高有低，偏离平均增长率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从长期看，应当存在全球增长率平均值靠拢的趋势。对高速增长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而言，向均值的靠拢过程是依照偏离均值的幅度由高向低分阶段进行调整。
　　作者对中国长期增长率变化的预测方法与主要发现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认为，许多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和预测，主要是依据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历史情况预测未来。这种方法是否正确是一个实证问题。若预测一个60岁老人未来的健康状况，则需要了解他过去的健康状况，更需要着重研究过去历史上60岁老人健康状况发展变化情况。大多数经济预测的错误就在于违背了这个原则，过于看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近况。事实上，以当前的增长对预测未来的增长的几乎是无意义的。例如1967～1980年，巴西的年均增长率为5.2%。但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在接下来的22年里巴西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为零。长期预测以长期趋势为标准，而这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2%的平均值。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实证检验了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成果。艾肯格林等美国学者在多篇论文中指出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是人均收入达到了1万国际元会出现经济减速停滞现象。细致分析又主要发生两个中等收入水平时点上，一个是在人均收入达到 1～1.1万国际元的时候；另一个是人均收入达到1.5～1.6万国际元的时候。两位作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设做了细致的统计检验，所得到的结论倾向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存在的。因为经济减速与收入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明显。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减速现象是否严重，最突出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否过高和超高速增长的时间是否过长。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的统计分析发现，对高速增长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预测要留有较大的余地，这意味着从高速增长走向减速时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率的上下波动，这种波动不会改变经济放缓的趋势，同时经济放缓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出了问题，而只是向长期趋势复归。普里切特和萨默斯还特别提示了一种情况，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情况下，经济减速有可能演变成为断崖式的经济下落。
　　在上述假设和统计检验的基础上，普里切特和萨默斯做出了，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将会转向低速增长，高速增长过程有可能突然中止。最终的经济增速会回归到全球的均值水平。更准确地说，他们认为回归均值的含义是，落后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是不可能的，至少是非常困难的。
　　从整体看，普里切特和萨默斯《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典型化事实》一文，建立在极为扎实的统计数据检验与多方法比较验证的基础之上，具有典型的萨默斯也是普里切特的研究风格。所谓中国经济必将结束高增长的结论，建立在所谓的大数定律的基础之上，是典型的别人都如此，你应当也是如此的规律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识别方法。这种实证方法应当是科学的，也值得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认真学习借鉴，尽管所得结论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一定很准确，作者也确实为预测的准确性预留了空间。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经济减速，加快进行全面深入的体制机制改革，防止出现因为制度性缺陷形成的断崖式减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