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其实并不缺乏创业基因，而是缺乏创业土壤。香港的劳动力成本、租金成本、生活成本都太高了，而前海恰恰就给出了这样一个创业的土壤。”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对前海传媒如是坦言。
2003年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至今已经12年，以地缘优势和产业基础的衔接，广东在先行先试中领先全国一步。举例为证，201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CEPA补充协议十，其中就有15项措施在广东先行先试，主要集中在金融、法律、通讯等服务贸易领域。
在郭万达看来，前海蛇口自贸区通过青年梦工厂还为来深创业的香港青年提供优惠租金、创业基金及更多的财务支援，一方面协助青年实践创业意念，解决香港青年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引进风投、协助企业融资、推动企业到香港发债等构建起与香港对接的全新金融发展业态，并进一步拓展深圳的创新产业链。
2013年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是8000多亿港元，金融占了15.7%，但对内地金融的服务出口只占到1.8%，进口是0.9%，对于此数据，郭万达表示，金融服务在CEPA中是极为重要，但是因为目前开放度不够，所以占比很小。此前的CEPA以及补充协议均是正面清单，自贸区获批以后，从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开放领域将会更多，更有助于粤港澳服务贸易的发展。
在位处美丽银湖边上CDI大厦的办公室里，郭万达向记者娓娓道来前海这5年的发展与探索，言谈之间，对于前海的发展也给予充分肯定，并也提出了前海在发展面临的问题。
门开小门没开 港大医院水土不服
前海传媒：CEPA和自贸区面对的主题有何不同，在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中，为何对内地金融服务业出口占比很小，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郭万达：CEPA主要就是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经济关系，国家目标是今年年底广东与香港要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然后复制到全国。
有两点是不一样的，CEPA是一个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主要是和香港。自贸区则面对的不仅仅是港澳，而是世界，新加坡、欧洲等国家过来也会欢迎。
2013年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是8000多亿港元，金融占了15.7%，这与金融占其GDP比重是相似的，但对内地金融的服务出口只占到1.8%，对内地的进口是0.9%。意味着服务内地不是金融，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占到40%，如果扩展到与之关联领域，就是50%。金融的放开在全世界都比较难的，内地与香港更多的是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其它更多的是香港六大优势产业。
前海传媒：CEPA给人的感觉就是并没有完全开放，那在今后，CEPA该如何与自贸区有效结合起来，实现贸易的自由化？
郭万达：CEPA里面包括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大概有165个部门，其中85%的部门要开放。在这种前提下，自贸区的开放与CEPA在时空上交错，给自贸区试验的意义。
两个原因：如果只有CEPA，没有自贸区开放，只是“大门开小门没开，意味着没有改革，市场门槛没完全开放。CEPA中的很多类别进来，是与法律服务、医疗等相关，但包括现在的港大医院都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这是自贸区在探索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反过来看，CEPA几乎更多是单向开放，是建立在WTO分类基础上，有些分得不是那么具体，如人民币跨境贷款，可能在WTO是是放在金融开放领域，但在IMF里面有40多项，里面又有各项小分项。归结起来，金融在CEPA中是重要的，但开放度不够，自贸区则会把开放的选项和内容更加细化。
梦工场是创业的土壤，香港不是
前海传媒：前海自贸区如何解决香港青年的就业问题，就业方面，其实梦工场的初衷就是鼓励香港青年来深创业，但发现以来自大陆的港籍青年学生占据比较大的比例，很多香港本土青年人并没有到前海来创业。或是说，大家会认为，香港普遍缺乏创业的基因？
郭万达：在整个香港700多万人中，华裔占92%，其中200多万是逃港的内地人。再有一个细分，总人口中，大陆台湾出生的人口32%，三分之一是后来过去的陆籍人士。所以，这时候鉴定是陆籍或是本土，没有多少意义。
香港是个移民社会，核心问题是新移民，譬如大疆科技的汪涛就属于香港的新移民，但改革开放开始到大陆投资的就是大陆逃港的。
香港是个移民社会，核心问题是新移民，譬如大疆科技的汪涛就属于香港的新移民，但改革开放开始到大陆投资的就是最初大陆逃港的人士。这说明香港不缺乏创业的基因，而是缺乏这个土壤。汪涛回深圳创业，老一代港人来大陆创业，是因为香港成本太高，房价劳动力生活成本高，这个不适合于创业；香港的产业没有制造业，金融创新很大程度要与实业结合；香港快餐文化就是挣快钱，倒腾人就是旅游，倒腾货就是贸易，倒腾钱就是金融。所以看不上镙丝钉似的创业。
总结起来，香港缺乏创业的土壤，以上三个因素各占三分之一。
前海如何解决青年的问题，一是提供低成本的环境，青年梦工场就是从这个目的出发，拎包即可进来创业，政府给解决租金，还有基金支持；有大量的创业配套，有设计产业，可以跟互联网的结合，能够与新媒体无缝对接，这都是优势。
还有一个创业的文化，到前海这里就是慢生活，创业需要设计与研发、讨论，这需要舒缓的环境，这是深圳能提供的，不是挣快钱的环境，而是像华为那样埋头苦干的环境。前海梦工场就是给人这样的土壤。
前海传媒：前海蛇口自贸区需要为国家的战略布局“一带一路”做哪些事情？又应该怎样让香港参与进来？
郭万达：一带一路地理空间是很远，远至往欧洲和非洲延伸，但作为国家资本的输出以及产能的输出，并不遥远。如亚投行马上运作的事情，紧接着人民币、国内产能也会往外走，因为资金和资本的输出、资金的融通、基建的互联互通，都会打破地理限制，这些与香港、蛇口与自贸区都有关系，开放不仅是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上海自贸区的资本帐户不仅是走出去，还要进来。
与香港联通，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融资中心、战略支点，包括财富管理的工具，强化人民币国际化，回流需求和供给都有联系；一带一路的金融等，会成为中国企业服务的中心，如华为走出去，需要很多例如法律安排，这就是前海蛇口自贸区做的事情。
前海传媒：前海的金融如何与香港的优势结合起来？甚至进一步来说，如何为深圳的创新服务？
郭万达：前海的金融，跟香港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前海的金融创新有几个基点：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新业态、金融改革有关，如私募股权基金、消费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我们的金融创新涉及到一行三会，这是监管的创新。
如何与香港优势结合，这与人民币业务有关联；基于香港的证券资本市场，如深港通；基于香港的保险市场，保险通；基于香港的大量外资投资基金；当然还有很多如银行、各种类型金融机构，如消费公司、融资租赁。这些都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优势结合起来，深港的金融合作在这几个方面都在加深，有些已经实现，有些还在探索当中。
港人民币利率与国内息差已减小
前海传媒：您认为前海能否平衡人民币国际化的外流和回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增加外流，而企业则希望能够回流，从而拿到低息贷款。
郭万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加快，以前香港人民币资金池利息比较低，现在涨得比较高。原来我们利差差三四个点，现在越来越窄，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在岸人民币市场比较紧，加上人民币的贬值，其对人民币的供给如银行就会少一些，使得人民币供给少。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供给就会多，银行和机构就会愿意持有。
前海平衡不了两者的关系，因为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形成汇率机制的改革、取决于内地的货币政策、在岸的人民币市场等。
而利率的市场就是取决于供求。国际化往外走，谁要用？现在人民币只有结算的功能，还没有投资和储备，还没成为国际货币，有需求才会有推动供给，在某一阶段是会回来，回来带来需求，以后还会出去。香港人民币利率往上走，说明人们需要人民币。
前海传媒：自贸区的开放现在的感觉更多的是内资的独舞，外资进入的积极性不是很踊跃。
郭万达：自贸区的功能是更加开放，自我的改革，并不把吸引外资当作指标。ODI超过FDI，现在不仅是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内资的市场和生意不见得就是国内的，譬如招商银行在前海做的就是离岸金融——这很大一块是金融改革，和中国的大背影和政策走向有关系。中国到了现在，就是资本输出，国家财力的增强和民间资本的积厚，这是大环境有关。
前海的金融改革需要注重两方面：第一是如何和实体经济相结合，第二是如何向民企放开资本，如融资租赁。
前海传媒：自贸区概念落地，房地产先行。这是好的方式？有些人也谈要学习苏州工业园的模式，控制房地产，但现在市场经济下，自贸区内的房地产开发怎么控制？
郭万达：前海已经有很好经验，为了避免房地产炒作，在土地方面做了创新，包括弹性年期制，卖的转让有限制等，这实际上避免了炒作房地产。
前海之前是没有挂牌的自贸区
前海传媒：就自贸区内，前海与蛇口的关系，您曾经认为蛇口因为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会成为前海的拓展。现在的问题是，招商局集团也是副部级单位，深圳也是副部级，前海在行政级别中的系列更低，协调起来看似麻烦。
郭万达：很多是利益问题，是商业原则。商业问题由商业来解决。管理局从一个协调机构来讲，如要政策是其责任，协调坚持统分结合：规划上、大的政策上协调；分是利益上不要剥夺人家。
具体来讲，管理局作为开发主体，业主利益需要保障；在规划上，相互之间可以有一些结合。至于平南跌路的历史遗留问题，那是利益谈判，只追求其所在，不要追求官大，平等利益解决。
前海传媒：能否谈谈前海自贸区的优势与劣势，如何让优势充分发挥，如何让劣势的程度减到最小？
郭万达：前海的劣势在于，在全国的竞合过程中，不是一家独放，竞争众多；他与深圳，与周边的关系，大家对前海有很多期待，但地块太小，自贸区不一定能够带动全部区域，有影响和制约；定位对香港，但香港是如此的产业结构，这会带来结构之间的错位及深度合作的难题。
空间上、地理上，前海还是小，加上蛇口不到30平方公里，会有一个地理面积上的受限制约；定位在对接香港，但以目前香港的产业结构，加上不与香港竞争的出发点，这会带来结构之间的错位及深度合作的难题；全国而言，自贸区不是一样，试验区也不会是一家，有一个全国竞合的环境，国家重大的政策的投放可能没有太强烈的偏好。
我的建议就是，加强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主要是三化一平台，司法、人才、土地、社会管理，改革没有穷尽；加大对香港的协同合作力度，现在有了一些招商，但更多是根据香港的需求来设置，看香港有哪些需求，如梦工场就是从香港需求出发，如澳门人的福利可以带到横琴——这方面可以针对与港府沟通；在金融创新上，可以大胆实践，向中央提意见，期求更多政策驰援，如金砖银行、亚投行里与香港结合的内容放在前海，在全国特别是与互联网的结合上允许前海先行先试。
前海传媒：作为一个知名的经济学者，你如何评价过去五年前海的探索？
郭万达：前海五年探索是很有成就的，很有创新，很有前景和意义。前海确实大胆做了很多改革，包括政府、法制廉政、土地出让，这其实是自贸区要干的事情。前海之前是没有挂牌的自贸区，包括综合保税物流园区的条例，方向就是自贸区。
前海本身在开放，特别是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的开放，和香港的合作上做了一系列合作如梦工厂、万千百十工程，在推动与香港产业合作上有巨大进展；在投融资如前海金控的成立、到香港发债，做了很大胆的探索试验，解决了前海基建的资金难题；在整个前海和香港的关系上，通过这两年一系列惠港的措施与办法，加深了香港的居民和企业对前海的关注，现在香港青年人对前海的正面回应，其实是为国家探索陆港合作方面做了有益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