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已久的“一签多行”政策调整终于尘埃落定。自4月13日起，深圳户籍居民赴港“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是由中央政府“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请求”而作出，理由是“近年来内地赴港旅客增速较快，给香港的旅游承载力造成了较大压力”。尽管少数泛民人士一如既往地予以杯葛，但香港多数媒体大都持肯定态度，认为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诉求的积极回应。客观来看，在保持政策不变和取消政策之间，“一周一行”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折中方案和次优选择，对深港居民而言都可以接受。

　　笔者向来不愿以内地照顾香港的视角分析内港事务，但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政策的确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民生的支持和关心。尽管中央对放开内地居民赴港旅游有所顾虑，但为了支持香港走出SARS低谷，仍然陆续开放了49个自由行城市。2009年试行的“一签多行”政策，其决策背景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目的依旧是保持香港经济社会稳定。

　　深圳人不满调控政策

　　正是由于这种照顾性质，内地尤其是深圳居民对这一政策调整感到一定程度的不快乃至于不满。在政府层面，特首梁振英感谢中央政府理解香港承受力有限，亦感谢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对香港的谅解，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广东和深圳方面对政策调整的看法与香港或有不同，但基于大局和香港实际而有所让步。叶刘淑仪议员则直言新措施会引起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和居民不满，深港关系需时弥补。

　　在民间层面，内地尤其是深圳网民对政策调整的不满占主流，尽管“一周一行”对大部分深圳居民赴港没有构成实质性的限制或影响，但却让他们在心理上感到不舒服。生活在高度自由社会中的港人或许能够理解，权力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已有的权力或许无关紧要，但不应被收回。笔者身边部分朋友和同事说起此事，大都语带嘲讽，认为香港需要时就放开，不需要时就收紧，内地和深圳未受到基本尊重。

　　理性地看，过去10年内地赴港旅客增速的确过快，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政策无疑是重要推手。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2003年开放10个自由行城市，当年自由行旅客为67万人次；2004年新增22个自由行城市，当年自由行旅客为426万人次，是2003年的6倍多，此后内地访港旅客和自由行旅客开始进入快速增长轨道。

　　自由行旅客年均增22%

　　2004-2014年，访港旅客总人次从2181.1万增长到6083.9万，年均增长10.8%；内地访港旅客从1224.6万增长到4724.8万，年均增长14.5%；内地访港旅客占访港旅客的比重从56.1%上升到77.7%，内地访港旅客的规模、增速和比例的分量越来越重。其中，自由行旅客人次从2004年的426万增加到2014年的3134万， 10年平均增长率为22%；2004-2009年、2009-2014年5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0%和24%，实行“一签多行”政策的后5年高于前5年。2007年至今，没有新增开放自由行城市，2008年和2009年内地赴港旅客增速有所下降，自由行效应呈现边际递减，于是“一签多行”政策应运而生，且“一签多行”旅客快速成为自由行旅客的主体。2010年和2014年，“一签多行”旅客分别为416万和1485万人次，占自由行旅客的比重分别为29.2%和47.4%。从不到30%上升到接近50%，仅用了5年的时间。

　　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对香港的旅游承载力构成较大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已经溢出旅游业，对香港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部分港人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外来旅客包括内地旅客在港旅游观感和体验的质量有所下降。这对香港居民和赴港旅客都不是福音和利好，持续下去很可能是双输格局。

　　政策调整的迫切性和被迫性，还体现在香港对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旅客分析视角失当和应对措施缺失。与内地赴港旅客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年来香港的旅游承载力没有明显提升，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旅客的特殊性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以及采取针对性的应对之策。由于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旅客的出行方式和消费行为更接近本地居民，不可避免对香港的公共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形成挤占乃至冲击，但是香港社会似乎仍将其视为一般观光旅客，看重的是在港人均消费的高低和是否过夜，以及对香港零售业、酒店业的影响。这种过于数目字管理主义、短期现实功利主义以及仅着眼于经济效益的分析方式，已不足以应对这一群体所带来的挑战，也未能从战略角度把握其发展趋势。

　　港府未采取有效措施

　　在此次政策调整之前，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似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这一问题，设想中的边境购物城何时落地尚不得而知。在香港的承受能力和承载空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和提升的前提下，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政策似乎应该适度收紧和放缓节奏，以避免引发更强烈的反弹；对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政策引发的问题应该逐步缓解或解决，以避免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总爆发。问题是除了防御性地反对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政策，香港社会似乎没有采取令人印象深刻且有效的措施，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也缺少必要的反思和调整。

　　对于此次政策调整，应从长远、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第一，打击水货客不是政策调整的全部或主要理由。“一周一行”当然有助于打击水货客，但以目前的通关管理手段，在技术上完全可以控制水货活动，不必非要调整政策。第二，“一周一行”的实质是对港深、内港居民关系的调试。本次政策调整之前，内地赴港旅客的增速已经放缓，内地赴港旅行团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且极端团体的“光复”行动已经受到香港社会的谴责而有所收敛。在这样的前提下仍进行政策调整，着眼的一定不是短期利益和个别产业发展需要。

　　既往来又保留一定空间

　　因此，“一周一行”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是探索港深居民往来的动态调控机制。即针对港深地理空间、承载能力、居民流向均不对称的现实格局，对两地居民往来情况建立动态、定期的记录、监控、分析及评估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政策微调作为主要方式和手段，动态调整、控制和引导两地居民的流量和流向，当承载空间较大时政策适度放开，当承载能力趋于饱和时政策适当收紧，力求两地居民往来的相对均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双重推进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否有边境存在，“老死不相往来”和过于密集的无缝接触都不是区域城市之间居民往来的常态行为。既彼此往来，又保留一定距离和空间；既不过度疏离，也不过分亲密；既相互理解，又彼此包容，应是当下和未来值得努力追求并逐步实现的港深居民往来的“新常态”。而要实现这一“新常态”，当下最基本也最紧迫的工作，是对本次政策调整进行“脱敏”和“去政治化”，并使今后的动态调整习以为常。经济的归经济，社会的归社会，政治的归政治，当是处理港深、内港事务的重要原则。将与政治无关的事务作过度的“政治化”解读，两地的社会民生和居民福祉必然被绑架，必须力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