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发展”的含义，就是利用“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协同一体化”、“湾区经济”，拓展香港的发展空间和腹地。未来，香港仍将会在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长期发挥最特殊的补益作用。
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及经济规模加起来，可以等同伦敦或纽约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两者合作完全可以打造亚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借用美剧《权力的游戏》台词，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的演讲以“凛冬将至”开头。虽然宏观经济的冬意已经散发，但粤港澳合作的突破口在哪里？他认为，粤港澳合作在城市群建设、产业合作、机制方面有令人期待的前景，未来湾区建设将成为粤港合作最大的亮点。
香港经济增长动力仍在内地
郭万达表示，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内地正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突破瓶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还是在内地。
“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是未来政策的重点。”郭万达说，“融合发展”的含义，就是利用“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协同一体化”、“湾区经济”，拓展香港的发展空间和腹地。未来，香港仍将会在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长期发挥最特殊的补益作用。
指标上看，湾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粤港澳湾区的经济总量和纽约湾区相当（1.3万亿美元），东京湾区是2万亿美元；深港湾区可对标旧金山湾区（5500亿对5000亿美元），其中深圳和硅谷相当；从人口来看，粤港澳湾区是1亿，东京湾区3500万，纽约湾区是2000万；从航空客运量看，都差不多，粤港澳1.2亿人次，纽约1亿，东京9000万。
“无论是人口、航空运量，所有的指标显示已经不错，但不等于没有‘冬天’”。郭万达指出，我们的问题在于太满足于现状，事实上要形成世界级大湾区，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国际一流湾区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
纵观纽约、东京、鹿特丹等全球著名的城市群，均依托湾区岸线条件、在离海岸线100~150公里半径内形成。其形成和发育的过程，离不开港口与航运中心、机场与航空中心、铁路与多式联运中心的建设和支撑。
“世界著名湾区城市群离不开机场、铁路、港口。”郭万达表示，我们现在的城市群里，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正在建设，和深圳关联的机场轨道连接线和深中通道，将是粤港澳湾区合作的重要项目。
为什么这样说？郭万达指出，航空客货运的辐射功能，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实施中具有重要地位。2013年，香港、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排名全国第2位、第6位。预计2015年和2020年，广东省机场客运量将分别达到1.1亿人次和1.5亿人次，机场货邮吞吐量将分别达到464万吨和698万吨。深港机场优势互补，机场轨道连接线将可以形成“一场两地”综合效益。
深港创新合作实现产业突破
在产业合作上，郭万达认为，粤港澳湾区合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
一是基于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服务业合作的新突破。CEPA到2003年共签署10份协议，2014年签署的第11份是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使得香港融入内地尤其是广东珠三角的步伐更快。自由化以后，其实是整个开放的升级，只不过把广东作为很重要的方向进行。
二是基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跨境金融合作的新突破。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民币在跨境及境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中的运用，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不断提升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让国际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金融市场。
“香港于2004年正式开展人民币业务，2009年7月推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业务，目前香港已成为离岸最大人民币资金池，在各业务上独踞鳌头。”郭万达说，人民币国际化前景还是可观的，虽然这段时间人民币的汇率碰到一些问题，长远来看还是很重要的，深圳、珠三角仍有很大发展机会。
以中国经济为腹地，以世界经济为市场，希望深港联手打造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全球金融第三极”。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及经济规模加起来，可以等同伦敦或纽约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两者合作完全可以打造亚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第三，是基于深港创新圈，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合作的新突破。事实上，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就签署了《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在创新链条上，一般是香港融资，深圳研发；香港设计，深圳配套（制造）；香港创新（读书），深圳创业。
郭万达认为，香港需要将深圳制造业纳入自身的创新链，使之成为香港科技和创新发展的产业和市场动力。同时，港深需要进一步整合大学、科研机构、产业等特殊资源，共同打造港深长期可持续发展动力来源和支撑系统。
“目前已经产生了一些深港创新合作的典范，部分深圳扩张型科技企业也开始加快进入香港。”郭万达以大疆创始人汪滔为例，他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就读，汪滔曾这样评价深港间科技创新的关系：“深港一衣带水，在香港读书、深圳创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香港是全亚太区最适合读书的地方，而深圳产业链齐全，是全世界最适合创业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加在一起，很难再有一个环境比这块土地更好。”
基于此，郭万达认为，探索深港开放型的创新合作模式，或许能成为“过冬”的好方法。他建议，深港创新合作应重点围绕共同完善和提升港深创新平台展开，强化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建设力度，打造港深知识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港深风险投资中心，同时发挥港深两地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合作机制是绕不开的话题
新形势下的粤港澳合作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机制是粤港澳湾区合作绕不开的话题。在郭万达的分析中，其关键是跨境治理和顶层设计。
郭万达提出，首先，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设立粤港澳区域协调委员会，将粤港澳合作和跨境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委员会重点关注、研究和解决粤港澳合作和区域发展的长远、基础、综合性问题，主要履行粤港澳区域发展的战略、决策和督导功能。
在他设想中，协调委员会有以下责任：
把握粤港澳区域的发展战略。包括编制国家层面的远景规划、区域发展目标、区域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功能和地位等；对粤港澳合作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包括重大基建项目、合作区建设、重大经济产业政策、重大社会民生事务制度安排、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协调等；强化中央政府的督导。中央政府有权对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明确要求，对地方政府的工作给予指导，并监督部门和地方政府落实，特别行政区也不例外。
其次，创新和完善粤港澳合作机制。包括建立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健全粤港澳服务贸易的规则和标准，确保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序推进；建立应对区域环保、养老等公共治理的协调机制；完善珠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建立适当机制协调跨境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事务；建立粤港澳区域发展指数、统计制度和产品及服务标准等。
“要实现跨境治理，需要中央政府来统筹规划奥港澳湾区城市群规划，并纳入到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以及一带一路的规划中。”郭万达最后指出，在新一轮发展中，深圳要克服“严冬”的来临，就要将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纳入国家的战略，成为国家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之后的第三个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使香港与内地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同时进一步地推动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