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周期性趋势变化和结构性问题叠加，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2008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连续三年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措施，实现了稳增长的预期目标。但是，由此引发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债务上升等问题陆续暴露，加剧了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基于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支持经济增长。因此，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口上，一方面，政府要保障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平稳退出，所以“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库存”的任务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支持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迅速形成并发展，“补短板和降成本”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政策步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也为现阶段金融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现实背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的提出，是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实际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首先，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包含的总量间平衡关系以及结构和比例间的平衡关系，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要按照客观比例实现再生产。因此，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要想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和均衡，必然要求社会总产品的生产或供给是有效供给，必然要求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去产能”就是要让各类稀缺的资源和要素回归到有效市场中去，同时避免“拉郎配”。其次，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去杠杆”等政策主张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其需求量与商品价值总量应基本平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补短板等政策主张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劳动群众的实际需要，而是相对劳动群众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出现了相对过剩，不是社会总产品的绝对过剩。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被称为“刘易斯拐点”的概念，说的是劳动力市场从过剩到短缺的转变。刘易斯的理论模型把经济分为传统农村和现代城市两个经济部门，在低收入国家往往有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工资很低，城市经济可以通过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来生产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终会穷尽，这会导致工资大幅上升，这时候就需要建立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维持经济增长。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般增长速度低，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归纳为“后发优势”，一个低收入国家离全球的经济技术前沿比较远，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实现高速增长，当一个国家越来越逼近经济技术前沿，就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标志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
金融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理不尽相同。需求侧着重强调总量方面，扩大总需求通常伴随着金融机构信用扩张和企业组织杠杆增加。供给侧着重强调结构方面，主要通过更好发挥金融功能、优化要素配置，促进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因此，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兼顾长期改革目标和短期调控目标。MACROECONOMY 宏观经济
机理分析
金融部门通过资本配置功能以提高不同产业间的资本供给水平和配置效率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因为金融具有筹集资金并引导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的作用。
金融的信贷杠杆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筹集资金并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一般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为主，而这种转换，不论使用增量途径还是通过存量途径来实现，都需要大量资金注入，金融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杠杆功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归根到底就是不同类型企业的市场进出问题，这必然涉及资源的优化重组和合理配置。无论是以银行为中心的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均具有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其以市场为导向，使资源自动流向有竞争力、市场成长性好的企业并辅佐其成长，而效益差、无市场生命力的企业无法得到资本甚至资源流失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这一过程最终促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因为无论是资本市场主体还是货币市场主体其经营原则决定的投资活动必然刺激市场资源向具有优势地位的产业倾斜。
金融市场能够促进企业重组，加快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强、商业风险性极大的活动。而创新性企业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资信程度低并缺乏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筹措到大量资金。而资本市场则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风险投资市场，不仅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资本，而且推动这些技术创新渗透到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纳斯达克市场就是典型的例子。除此以外，资本市场还促进企业重组。目前，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企业结构整合，无论是收购还是重组，大多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尤其是风险投资资本市场能较好地解决知识产权的价值和企业资产价值的市场评价、股权的可交易性、投资风险的分散等问题，使企业重组的道路更畅通。
金融系统能够发现最有价值行业。金融系统通过信息揭示功能，能够对投资项目进行有效的甄别和评估，从而发现最有价值的行业，这是金融发展优化资本配置、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条件。金融机构利用其特殊地位，可以专门从事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业务，运用各种评估技术以甄别有效的投资项目，因而这是单个投资者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和专业优势。同时，金融系统可以运用其风险管理功能通过风险的集聚、交易及转嫁以重新配置风险，使那些风险更高但更具生产效率的技术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本投入，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金融同时在需求端和供给侧发挥作用。金融既可以在短期需求调控中发挥作用，也是长期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管理的关键环节。从需求端看，货币政策是短期需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金融体系创造货币、扩大货币供应量，可以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增加，刺激经济增长。从供给侧看，健全的金融体系有助于增加资本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进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一方面便利高效的支付结算有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实际提高了资金成本的敏感性，促使投资者更加注重资本节约和价值回报。
路径分析
中国已经拥有体系完备、规模庞大的金融部门。从机构组成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应有尽有。其中的一些金融机构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全球名列前茅的大公司。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可惜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但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体制性的，同时，贷款利率没有市场化也是重要原因。中小企业风险大，只有较高的利率才能覆盖风险。因此，金融体系必须改革和创新，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才能有力地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价格是关键：完善市场利率定价机制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中小企业融资难，更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难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尤其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
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之比，现在中国这个指标大概是200%，属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货币环境如此宽松，但融资还很难，融资成本也很高。1978年开放以来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市场化改革的历程。我国采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双轨制”策略，即中央银行管制利率与民间借贷中市场决定利率并存。政府在正规体系中把利率水平人为地压低，其好处是能从正规体系融到资的企业和机构可以获得成本比较低的资金。问题是只有一部分机构可以获得融资，所以利率管制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必须对信贷配额进行数量管制。数量管制以后政府往往要直接干预信贷的分配。所以，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融资，成本也不高。但是中小企业和普通个人就很难从正规部门融到资，也就只好到非正规市场去融资。在一个双轨的市场，如果正规市场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了，那么非正规市场的利率一定会被人为地抬高。这样一个利率双轨制或者更广泛的金融抑制政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的伤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的。但是到了新世纪以来，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变成了负的。金融抑制降低效率、遏制金融发展，所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应尽快解决利率双轨制的问题。利率并轨的前提是国有企业的有效改革。在一些过剩产能严重的行业如果不能真正推进去产能等调整，它们就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下继续获得融资，那政府就很难退出对金融部门特别是利率和信贷分配的干预，市场的融资成本也很难降下来。
其次，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货币市场利率为操作目标，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一方面，利率市场化能够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与金融产品的创新，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所占比重有望进一步提升，银行贷款的主体地位将继续下降。另一方面，在各类企业中，大企业将利用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率先转向成本更低的直接融资渠道，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随着大企业的撤出，商业银行可投向于小微企业的信贷资源增加，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将有所加大，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机构改革：拓宽小微企业的多层次融资渠道。面向小企业的小型、社区型和专业型金融机构由于地理优势，对小企业信息掌握全面，决策链条短，在服务小企业融资上有天然优势。一是成立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主要取决于公司治理和金融监管，而不是金融机构的所有权结构。非公有资本参股或实际控制新型金融机构不应成为禁忌。二是在金融机构管理政策上，应鼓励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重点服务小微企业。对其业务范围应限定在局部区域和县城，不鼓励跨区域经营。三是加快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可适当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水平，如扩大到净资产的两倍，但不允许其吸收公众存款。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发行债券。
市场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在一个间接融资体系为主的国家，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杠杆率高是必然的。而完善健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有助于金融机构和企业降低杠杆率。在股票市场方面，推进交易所公司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发展和完善“新三板”市场和地方场外交易市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促进私募市场规范发展。在债券市场方面，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实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积极开发股债结合等创新型债券品种。
积极稳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这样的多元化体系既能够与当前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相适应，同时也符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多元的储备货币格局，还能够有效预防美国利用其地位，过度举债后以打开印钞机的方式来还债务的问题。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在构建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人民币的话语权。
适度鼓励金融创新。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移动支付、众筹、网贷、P2P等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并迅速普及。就P2P业务的效能而言，在增加小微金融供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具有普惠金融的特点。然而，P2P平台存在的风险问题不容小觑，“互联网+非法集资”趋势明显，负面效应非常大。部分P2P平台搞资金池，大量开设线下理财公司，利用高收益骗局诱导吸收公众存款。P2P平台整体声誉和社会形象断崖式下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P2P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已经有目共睹。未来这一行业将面临新一轮洗牌，平台数量会大幅减少，但一些优质平台将脱颖而出。这些优质平台将做大做强，运营将逐步规范，平台声誉将不断提高，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实力。随着平台价值的提高，平台风险控制的自我意识和能力都会增强。对于P2P未来的发展，应坚持规范与发展并举、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思路，建立和完善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特点的监管长效机制。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