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曾受万众瞩目的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的格莱珉中国商都小贷公司“直营”结束了，这意味着尤努斯的普惠金融模式在中国遭遇了挫败。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格莱珉创始人慕韩穆德·尤努斯教授，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服务——专门给贫困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贷款，他是“穷人的银行家”，也是普惠金融的代言人。
每次来到中国，尤努斯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中国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媒体和利益相关者讲述他的普惠金融理想。有着绝对数量贫民和留守妇女的中国是尤努斯心目中复制格莱珉模式的绝佳样本。
在国内互联网金融兴起后，P2P网贷被赋予了承载普惠金融的重大使命，P2P网贷视尤努斯为鼻祖，每次他来到中国，P2P老板不是问他“我的生意怎么才能越做越大”就是抢着与他合影蹭关注度。
然而追寻尤努斯，更像是一种仪式。尤努斯的试验在中国惨淡收尾，他的小额借贷公司与中国的P2P有实质的不同，他的普惠金融模式在中国面临失败。
格莱珉是一家面向赤贫人群的银行
格莱珉与国内遍地笋尖的P2P有实质的不同，尽管格莱珉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为全世界800多万穷人服务的银行，但是它的目标是“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属于公益性小额信贷。尤努斯谈起创建格莱珉时曾表示“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这些国家也有穷人，也有非常贫穷的人口，他们希望贷到一点点钱，这是我们为什么贷款给非常贫困的人的原因。”
而中国普惠金融的最大现实是盈利性的P2P野火春生，并向农村市场跑马圈地。格莱珉试验在中国潦草结束，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当下的农村金融模式与格莱珉的扶贫公益目标相违背。中国商都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初，照搬格莱珉“5人互助”模式，但是发展到后来异变成为了5人联保，这与尤努斯建立“5人互助”通过小组学习、互助，帮助穷人增加劳动技能，实现自身发展的理念相违背，“5人互助”蜕变成5人联保时，还款率短期内提高了，但是更多的穷人被排斥在借款之外。
贫困阶层缺乏劳动技能，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敢负债，借款意愿更低。当前中国的贫困农村，基本上见不到青壮年劳力，蹲在田间地头或者搞养殖业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普遍心理是自给自足就好，不想扩大规模，自然也不愿意借款。至于那些因为家庭变故或者疾病引发的贫困人口，他们宁愿吃低保，也不想借钱做生意改变命运。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贷款这种媒介，慢慢和村民去建立联系，帮助她们重拾信心，改善生活。”一名格莱珉小贷公司的信贷员说。借贷只是格莱珉模式的表象，社会扶助才是它的根本属性——这实际上需要对扶贫有深刻的理解和巨大的耐心。而农村商业化的P2P发展，挤压了格莱珉持续发展的空间，让扶贫变成了一蹴而就的事情，但这实际上把真正的贫困人群排除在扶贫对象之外。
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始终缺少最核心的资金支撑
格莱珉在中国松潘和商都的两个直营点艰难运行，与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始终缺少最核心的资金支持有关系。作为扶贫小贷公司，格莱珉的账上只有放贷，没有吸储。因此格莱珉的影响很小，钱很快就用光了，基本上很难在借款归还之前能发出新的贷款。
格莱珉松潘直营点注册资本为1190万元，其中格莱珉信托出资680万，壹基金出资500万，阿里巴巴单列出资10万元。但运营一年之后，壹基金打算退出格莱珉松潘，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最终悄无声息地关闭。
如果政府允许格莱珉吸储，格莱珉也许能扩大自己的系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体系。但是中国政府对小贷公司不予颁发银行牌照，因而格莱珉在中国资金投入来源不足，发展受到制度性限制。尤努斯曾表示“中国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是瘸腿的。这不是微观问题，不是实践者能决定的问题，是宏观问题，是制度问题。”
但若格莱珉模仿P2P模式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势必丧失其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本性。吸储合法性难以解决，成为格莱珉困战中国的主要原因。
普惠金融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正如尤努斯曾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则和信仰，因此任何新生事物开始发展，都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尽管格莱珉小贷在中国遭遇了挫败，不过尤努斯关于普惠金融的理想像一束强烈的镁光灯，照亮了长期被边缘化的贫困人口，让他们又一次成为社会的焦点，贫病、饥寒、绝望的人群由此获得关注，在其他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救助——也许连尤努斯当初也并未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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