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宏：金融业发展形势分析，以及对深圳金融业发展的建议

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金融业冲击风险不容忽视。

2020年全球为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普遍实施了相对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虽然宽松的环境使全球资本市场在当年年初受到疫情冲击暴跌后，很快在大幅震荡中实现恢复，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韩国综合指数等甚至创出了历史新高。然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因素更加交织叠加，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并不容乐观，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宏观杠杆率仍处于高位、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升温等问题也叠加浮现，这些问题在金融体系中的传导和反映，必将使金融领域面临一些经营困难和风险防范的压力。预计2021年我国宏观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特别是货币政策不会急转弯，但金融监管仍将持续趋严，保持对债券违约、房地产金融等业务的从严整顿。

“稳健”“积极”将为国内一段时间金融发展主旋律。

在2020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第四章节“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中没有出现任何“金融”字眼的表述；在第六章节“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较大篇幅安排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制度建设、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等相关内容。这突显了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对金融业无序扩张和自我膨胀是非常警惕的，谨防各地过度金融化和社会投机炒作而吞噬发展红利、干扰复苏节奏。国内金融机构需要保持足够的资本金和流动性，以更加积极稳健经营，加快从规模铺摊子转向专业上台阶，强化发展韧性，对冲疫情冲击，控制和化解风险。

各类金融资源更加趋向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区域集中。

金融业具有高度集聚的特征，可以承受相对较高的租金、工资以及生活成本，但对金融资讯、人才和配套业态环境等因素却更为敏感，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展业困难的当下阶段，一些地方市场力量发展相对滞后，政府干预信贷和发债等金融服务现象多发，当地金融业务萎缩、绩效下滑、风险暴露等系列问题将率先爆发，金融机构、金融人才等金融资源更加趋向于向市场化程度高、发展质量好的优势区域集中，资本市场也对这些优势区域的上市银行、上市券商等金融机构给予了相对更高的估值、更多的资金，金融行业有望掀起新一轮并购重组的浪潮，行政力量推动的国内金融中心建设，将开始越来越多地体现为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作用。

从0到1创新需有创造性破坏精神的大量中小微主体。

中美贸易摩擦已使人们认识到不仅要模仿创新，还要源头创新。但从0到1的创新，不同与模仿创新已有前行者明确了创新方向、路线甚至是市场，创新成本和风险巨大。19世纪末关于直流电和交流电技术路线就引起了大科学家爱迪生和特斯拉的激烈争论，时间最终证明爱迪生支持的直流电技术方案败北，而特斯拉支持的交流电技术至今已主导世界一个多世纪。聪明者如爱迪生都不能准确预测技术发展，成熟企业更是难以完全抛开大量旧技术投资的巨大沉没成本，而全方位拥抱新科技和新模式。源头创新发展阶段必然更加需要大量具有颠覆式创新精神的中小微主体崛起，更加需要金融创新支持千千万万的创新主体更加高效创新试错。

发展直接融资和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成为国内发展重点。

近年来上交所科创板开板，深交所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国家相关重大规划和改革发展任务均在反复强调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截至2020年12月底，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达到30.8%，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直接融资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在注册制有望全板块推行、中长期资金来源有望拓展扩容的大势之下，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将会完成从关注上市公司数量到注重上市公司质量的转变，企业长期可持续经营、资本价值投资的氛围正在发酵，更大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国内资本市场必将培育和成长出一批伟大的上市公司。

保持建设金融创新中心的战略定力。

深圳没有北京接近金融决策中枢的优势，没有上海承接全国金融市场的优势，也没有香港自贸港相关政策的优势，建设金融中心唯有金融创新才能匹配城市特征，才能吸引金融资源，才会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力量之源。然而，既然是金融创新，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提前想不到风险和成本损失，但不能因为有风险有损失，就倒退到追求绝对安全而不要创新，例如加码行业准入的限制，扶大扶强但不扶小的政策等等。深圳金融中心建设必须要持续强化金融创新的核心功能，在金融治理和金融制度方面敢于先行突破和示范引领，坚持中性竞争政策，支持更多主体按照监管规则有序参与，以市场化方式分担金融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以金融科技赋能普惠、绿色、可持续金融发展。

金融科技（Fintech）的核心要义就是利用科技重塑的金融活动[1]。以小微信贷为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极大提高了长尾端的征信水平，降低了展业成本，使全国涌现了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等有竞争力一批民营金融机构，使普惠金融真正从政策性走向市场化。未来深圳要坚持从金融科技的核心要义出发，在给予一定业务补贴政策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要鼓励以科技手段改善规制方式、构架交易结构、改变业务模式，释放出强大的市场自发力量，进而实现普惠、绿色、可持续金融高质量发展 。

[1] 2016年3月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FSB）首次发布的金融科技专题报告，把金融科技定义为，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可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

支持金融机构、金融资本辐射服务全国全球。

深圳要建成全球金融创新中心、全球创新资本形成中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金融服务必须具有跨区域、全球性的强大联结度，没有强联结实际就难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深圳未来需要把政策思路从“引进来”为主调整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给予金融机构全球全国的并购重组或设点布局的政策支持、取消股权投资引导要求在本地投资的限制条款等，支持本地金融机构扩大经营规模和提升质量效益，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银行、投行、保险公司和金控公司等品牌机构。

以提高深圳上市公司质量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截止2020年底，深圳国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已超过400家，作为企业的优秀群体代表，已成为特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靓丽名片。深圳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不仅要服务好当下这群优秀群体，更重要的是继续推动深圳上市公司板块扩容增效，继续支持深圳上市公司群体的做强做大。对上市公司相关政策应率先启动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伟大上市公司，包括积极探索制度规范，优化民营企业平稳发展基金机制，制定纾困上市公司的投资退出机制，保障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有效发挥；培育社会共识，引导投资行为，明确向上市公司传递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信号，不仅要经济效益提高，而且要社会价值创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