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十大事件：迈向新征程直面机遇挑战，不负新时代赋予使命担当

与十九大报告国企改革相关表述相比，一些变化值得关注。

一是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突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并举的重要作用，要从推进国家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理解其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性。

二是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既表明了对近年来国企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日益提升的认可，也体现了对国企在产品创新、品牌塑造、治理提升等方面加快脚步紧追世界一流，在国家社会经济建设中实现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期望。

三是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到“弘扬企业家精神”，强调企业家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在不确定、不稳定、复杂、模糊的环境中带领企业预见和走向光明未来，唯有勇于拼搏探索、善于抓住机遇的企业家，才能在经济深度调整、市场快速转型过程中带领国有企业行稳致远。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尽快恢复发展信心，真正动力源自于企业。当前国内外市场主体正被预期转弱的悲观情绪笼罩，中央强调“敢”字当头，就是要通过进一步优化政策制度环境，激发企业和企业家的能动性，更加积极主动面对不确定性，大胆尝试与创新。对于国企而言，要想“敢干”就必须在容错纠错和激励约束上下硬功夫。如果没有好的容错纠错机制，动辄“禁区”“雷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束手束脚必然损害创新创造的活力动力；如果没有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干好干坏都一样、干多干少没区别，国企员工队伍开拓进取的主动性、积极性就大打折扣。将“国企敢干”放在首位，也是中央希望通过激发国企大胆试、大胆闯，牵引“民企敢闯”“外企敢投”，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国企改革没有终点，而是下一阶段的起点。2020年国企改革以三年为期，构架“1+N”政策体系，配套“双百行动”“区域性综改试验”“科改示范行动”等系列专项工程，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三年来，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稳步上升，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市场化经营机制逐步健全，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提升，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结构布局优化调整、源头创新能力建设、内外部监管机制完善、容错免责与激励约束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深层次问题。从各级国资系统对国企改革部署看，下一阶段改革攻坚将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大力推进内专业化整合，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和战略性、前瞻性产业领域组建培育一批一流企业；二是补齐补强科技创新短板，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尽快形成一批科改示范标杆；三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持续优化股权管理、企业管控、公司治理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四是持续完善“管资本”模式，推动“两类公司”在组织架构、运营模式、经营机制等方面逐步走向成熟。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之际，中央企业之间、央地国企之间、地方国企之间专业化整合案例明显增多，具体方式包括资产重组、股权合作、资产置换、无偿划转、战略联盟、联合开发等，呈现跨产业、跨领域、跨层级、跨地域等特点。通过专业化整合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退出不具竞争优势、缺乏发展潜力的“两非”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同质化竞争、管理叠床架屋、投资建设重复等问题，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资系统，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手段。按照国务院国资委部署，根据所处行业和业务布局特点，以产业链为中心开展“进、退、整、合”，将成为下一阶段国企改革发展重点，更多领域有望出现专业化整合新动作。

大国重企成就大国重器，大国重器支撑大国底气。当前全球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博弈空前激烈，我国科技发展正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转变，部分领域进入“创新无人区”，原来“以市场换技术”发展模式遇到巨大阻力。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体现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受制于人“卡脖子”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攻坚突破，研发和掌握更多“大国重器”，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各级国资系统加快“揭榜挂帅”“赛马制”“首席科学家”等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创新，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链条，将激发和牵引更多企业探索基础应用技术、行业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世界一流看“量”也看“质”。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入围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和排名均实现显著提升。其中，中央企业上榜数量相对稳定，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不少已成为各自领域的全球引领者、领先者；地方国企上榜数量连续攀升，所属区域和产业分布更加均衡，是世界500强“中国队”的重要新生力量。需要持续关注的是，不少上榜国有企业距离世界一流企业尚有相当差距，尤其以利润指标为考察依据劣势更为明显，亟需强化高质量发展导向，以“两利四率”（“两利”即利润总额、净利润；“四率”即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研发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为重点加快转变经营发展模式，从侧重追求规模速度转到聚焦提升发展质量上。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由试点阶段转入推广阶段。作为推进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两类公司”试点期望转变传统国资监管机构行政审批式严格管控，让“两类公司”在股权结构上扮演国资监管机构与实际生产经营企业间的资本纽带，通过将战略规划、投资、收入分配、选人用人等法人财产权交给“两类公司”，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布局效率，应对瞬息万变的激励市场竞争。2014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相继改组组建三批“两类公司”试点企业，形成“19+2”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格局。此次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名单中，另有12家试点企业被要求继续深化改革，而新兴际华与南光集团2家企业退出试点，进一步凸显出5家企业改革成果的含金量。随着第一批试点企业“转正”，正式享有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全部职权，可在主业领域内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同时各家企业在布局结构调整、资本投资运营、管控模式优化等领域改革成果，也将成为中央与地方“两类公司”试点企业的标杆样板。

红筹国企跑步“回A”恰逢其时、水到渠成。近年来，受海外资本市场对华遏制持续加力，国内加大了对红筹企业回归A股支持力度，2021年出台《关于扩大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试点范围的公告》，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红筹企业纳入试点范围，试点行业范围扩大到14个，其中特别提到具有国家重大战略意义的红筹企业申请纳入试点不受行业限制。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就国有上市公司估值问题频频表态，提出深化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双向联动，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工具对国企改革促进作用，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推进国有企业估计水平逐步回归合理水平。在此背景下，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红筹国企回归A股，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自身面临风险，拓宽国内融资渠道，保障企业长期稳定经营，也有助于壮大国内资本市场规模，有效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市场和投资者营造多赢局面，为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树立海外红筹回归榜样。

国企出海之路机遇与挑战并存。当今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化，国际贸易投资持续低迷，大国科技竞争空前激烈，海外市场持续不确定性为国有企业出海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和诸多风险。但从整体和长远看，全球化仍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走出去”发展排头兵，要积极借助“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国际平台共建，加大国内国际市场开拓力度，更好利用两大循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畅通衔接产业链供应链为纽带，拓展国际运营网络、关键物流节点和贸易通道，实现更加强劲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也要以负责任的企业市场行为，对外输出“中国建造”“中国方案”“中国标准”“中国制造”，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成和发挥的重要基础，在承接经济发展任务的同时，必然也承担着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

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组织，要同其他所有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讲求经济效益并创造社会财富，提供更多符合人民期待及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维护国民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不仅局限于经济利益，也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可靠力量，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保障和兜底作用。ESG理念与碳中和碳达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时代发展方向相契合，从中央层面强调以ESG标准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现，意味着社会责任与ESG理念将进一步融入各级国资战略决策和生产经营，将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关注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