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工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引领金融业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服务普惠性持续增强，助力小微企业、“三农”领域、脱贫攻坚等取得积极进展，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经过多年努力，普惠金融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特点。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2022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2022年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32.14万亿元，同比增长21.2%，比各项贷款高10.1个百分点；2022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比各项贷款余额增速高12.7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授信户数为5652万户，同比增长26.8%。
不过，普惠金融远未到了可以“松劲”的时刻。三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承惠表示，新形势下普惠金融需要升级。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也提出，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素养有待提升，同时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建设也不容忽视。
随着“帮一把、扶上马”就能解决的问题得到处理，深水区的难题也随之浮现。可以说，初有成绩的普惠金融工作正迎来“中场战事”。如何从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转向培育创富能力？如何由提供信贷服务转向多元化、全周期金融服务？如何由依赖政策支持转向商业可持续？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挑战。
从可得性起步普惠金融迎接全面升级
从助力脱贫攻坚到支持乡村振兴，从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到新时期更广大老百姓的新金融服务需求，普惠金融要挑战的是同时实现“普及”“优惠”和“低风险”三项目标。而中国也在多年探索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普惠金融之路。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发布后，中国普惠金融展示出一个完全崭新的局面。”贝多广向《金融时报》记者总结了我国普惠金融工作三大特点：实现了银行体系的全动员、金融科技从鲇鱼效应发展到杠杆效应、普惠金融理念深入人心。“不少国家普遍认为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不具备足够的动力和基因来做这件事。但基于中国的体制优势，在政策引导下我们充分调动了银行机构的积极性。”他表示。
随着银行机构的全动员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入人心，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得到大大提高。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1年）》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的乡镇银行机构覆盖率达 98.17%；支付服务村级行政区覆盖率持续提升。截至2021年末，全国助农取款服务点81.1万个。与此同时，适老化、无障碍化改造深入实施，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金融服务可得性持续改善； 政府性融资担保的覆盖面继续拓展， 融资担保放大倍数稳步增加，对“三农”、小微等领域的融资担保规模持续增长。
不过，张承惠也谈到，尽管我国普惠金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前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策引导的。例如，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制定了专门的信贷计划，通过各类政策工具鼓励银行差异化定价，适当放宽了不良贷款的容忍度，财政进行贴息担保等。
张承惠提出，在当前新阶段、新形势下，中国的普惠金融应该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我们要找到与长尾客群需求真正契合的业务和产品，让普惠金融更好服务新市场、新市民”。
对于新阶段普惠金融工作的“升级”重点，张承惠总结了四大主要方向：由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转向培育创富能力；由农村转向包括城镇在内的全域服务；由提供信贷服务转向多元化、全周期金融服务；由依赖政策支持转向商业可持续。
“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提出了解决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几个突出的问题，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我们的扶贫任务完成，中国已经步入小康社会，目标应该转换为如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张承惠认为，一直以来，普惠金融重点是在农村，而城市的低收入人群、新市民等也应该得到普惠金融的关注。
构建大普惠生态加强供需两端的金融能力建设
多位业内专家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当前普惠金融仍以信贷为主，要实现“大普惠生态”，应该将资本、保险、理财等纳入其中。
“普惠金融在很多人来看是解决金融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中包括解决长期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是，普惠金融的发展远非物理层面的‘最后一公里’。”贝多广表示，在过去5年的探索实践中，通过政策、监管以及技术等已经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超越了普惠金融初期的发展范畴，朝着普惠生态演进。当前，普惠金融的发展在降低信贷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兼顾比较缺失或发展不足的农业保险、创业投资以及资本市场等薄弱环节，这些领域的普惠化还需要持续发力。
贝多广表示，即使仅考虑银行体系，我们也需要形成差异化的格局，不能让所有的银行都在做同一件事。“面对不同层次的客户服务要体现银行的包容性，包括路边摊等都可以是普惠金融的支持对象。”他提出，从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来看，类似“惠民保”这样的微型保险、普惠理财、高参与度的股票和基金都很重要，只有这些产品全民参与度都达到较高水平，才意味着我们的普惠金融又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原副行长李丹儿也认为，要积极发展新兴金融业态，创新普惠科创金融服务模式。同时，地方政府应成立科创类引导基金，鼓励金融机构跟投跟贷，并对科创金融供给主体给予风险补偿。她建议，地方政府应整合银行、证券、私募、风投以及上市辅导机构等，共同构建多元化的科创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拓宽科创型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程瑞建议，发展普惠金融需进一步提升包容性。“要建设一个更市场化、更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让更多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他提出，让消费金融公司、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公司更好发挥价值。对于一些金融科技能力相对薄弱的中小公司，则需要鼓励科技公司、大型金融机构为中小机构进行金融科技赋能。
除了供给方，作为需求方的金融消费者也亟待提升金融能力建设。在贝多广看来，高质量的普惠金融标志是金融能力的提升和金融健康的优化。他提出，普惠金融不只解决融资问题，本质上是提升广大老百姓的金融素养。“对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能不能善用金融手段保持收支平衡？在进行投资创业时，是否了解合理的融资渠道？是否对金融风险有清晰的认识？这些都属于金融健康的内容。”贝多广表示。
张承惠建议：“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成为客户的数字顾问，帮助弱势群体使用移动银行程序，教育客户。更加深入嵌入客户日常的经营活动中，金融机构可以联手打造微型生态系统，从整个供应链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组合，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提供贷款、储蓄、融资、保险服务。”
数字赋能提升金融服务广度深度
回顾过去10年，数字化赋能是我国乃至全球普惠金融工作的一大亮点。数字平台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半径，使金融服务以较低的成本触达到边远农村地区。从普惠群体异质信息获取、征信画像构建、信用风险评价等实践到风险分担机制探索、抵押担保创新、支付结算程序优化，最大限度改善下沉客群的金融健康状况。
贝多广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可得性也有了新的含义。一些农村积极建设助农取款点，但是业务并不多。近几年我们调查发现，很多地方的助农取款点正向综合金融服务站转变，增添了电商、手机银行等多项服务，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来解决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业内专家普遍表示，深挖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力还有很大空间。从广州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出发，李丹儿提出，对于广州开发区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数字技术为更多的科创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重点普惠产业链上下游的专精特新企业。
对于科创型企业，李丹儿建议，要运用数字思维、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适当提高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和风险容忍度，突破传统授信评级模型评判标准，开发科创型企业打分模型，通过数据分析市场前景，将企业团队、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商业模式、市场前景等作为普惠信贷评审的标准，准确授信。对于中小微企业，她提出金融机构要更好地匹配中小微企业经营周期，把中小微企业的数据要素转化为数字资产，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具体来看，要完善科创金融的基础设施，组织搭建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整合银行、保险、私募、担保机构的数据，建立统一的科创型企业信息数据库，以及开放共享的金融平台，推动普惠科创金融服务机构共同为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提供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李丹儿表示。
当然，数字普惠并非仅强调数据与线上。程瑞认为，在推动普惠金融业务方面，仍然需要在审批阶段建立“线上+线下”的模式，不能完全依赖互联网化的无接触贷款。他提出，从台州等地区域实践来看，客户经理深入街区，与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近距离对接的“跑街”模式以及对小微企业数据的挖掘和处理运用的“跑数”模式同样重要。（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