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钊：大国崛起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

近代以来，荷兰“海上马车夫”、英国“日不落帝国”、美国“超级大国”……历次大国崛起无不牵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调整，透过国家实力消长和权力重心移转的表象，更为本质的是科技大进步、产业大变革、金融大发展，以及三者深层次递进形成、互促发展并互为支撑的大循环。当今第四次科技变革临近奇点，优胜劣汰“马太效应”催化之下，国家之间竞合关系尤其是大国战略博弈越发激烈，谁能掌握最多前沿技术和产业主导权，谁就能拥有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我国正在经历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后发优势遭遇围堵、竞争优势亟待培育的转型发展关键期，更需要深究形成“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历史经验与底层逻辑，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技术能力陷阱”乃至更长经济周期交替波动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01大国崛起的背后是“科技—产业—金融”的深层次循环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科技变革都会引发一场产业革命，带动一次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让人类社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完成一次颠覆性的升级。从世界经济与科技中心数次转移来看，任何重大改变的起始往往都不会同时且平均分配给所有国家和民族，而是率先发生在建立并完善最为适配的金融体系，最大化撬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前进势能的少数佼佼者之上。

荷兰：用资本打败王权的“海上马车夫”。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王室资助下开启海上探险活动，逐步建立并垄断了欧洲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海上贸易网络。进入十七世纪，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快速建立起了数量远超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之和的货运船队，掌控了当时最为领先的造船技术和捕鱼技术，主导了横跨地中海和东印度群岛的远洋贸易航线。深究之下，是一系列以资本扩张为核心的金融创新造就了荷兰的后来者居上：为获取启动资金，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向公众募款并以公司利润分红；为鼓励全民参股，分享商业风险和利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为促进商业发展，加速货币流通，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制度，成立了兼具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特征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为分散捕鱼风险，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等等。

英国：由金融革命成就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自十七世纪末光荣革命后国力渐盛，相继夺得对荷、对法等海上争霸胜利，将殖民地快速扩张到五大洲、四大洋，到十八世纪中后期掀起以蒸汽机、纺织机等发明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一举跨越现代化门槛，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并牢牢占据着全球经贸体系的核心位置。对英国崛起起到关键支撑的是一场没有硝烟、亦非蒸汽的“金融革命”，主要包括：成立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加之私人银行与乡村银行，构成了支持工业化发展的三级银行网络；世界上第一次以国家信用为保障发行国债，为满足政府开支和对外扩张提供了稳定资金来源；依托财政体系完善和债券市场发展，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众多股份制公司孕育而生并不断壮大；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专利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也为金融服务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等等。

美国：建立在金融霸权之上的“超级大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以电子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几乎同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到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美国则成为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发明应用的主导者，跃进为无可争议的全球超级大国。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在华尔街投行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支持下，为钢铁、铁路、化工、电气等新兴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让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得以开发新产品，申请新专利，开辟新技术路线，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并由此诞生了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美孚石油、杜邦等一批世界级企业。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则与美国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现代创业投资体系的建立完善相关，在硅谷一带聚集了来自全球的科学家和创业者不断探索风险、拥抱风险，而与之并行的是世界上第一家电子股票交易市场——纳斯达克的设立与发展，成为了苹果、微软、亚马逊、思科等高科技企业成长并崛起为全球巨头的摇篮。

正如上述，前三次科技革命都与大国崛起相伴而生，都是以金融创新为基点，将科技创新、产业振兴和金融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面对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尽管我国在个别领域技术积累和应用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前沿，但在多数新兴领域仍处于跟随模仿阶段，引领性、突破性、颠覆性创新相对少，迫切需要发挥金融先导驱动作用，加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与资金链的深度融合，提升“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效率和水平。

第一，构建覆盖技术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由于不同阶段技术发展重点不同，需要克服融资约束的金融工具也不同，金融支持机制也必须依据成长周期规律进行差异化设置，需要深度分析与预判基础研究、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场景应用、技术扩散、规模生产等阶段性特征，强化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金融工具组合效能，提供“商行+投行”“股权+债权”“直接+间接”“融资+融智”等综合性金融服务方案，强化资金融通、风险管理、价格发现、激励约束等金融支持，更好解决技术发展遇到各种瓶颈和困难。

第二，深入拓展以“专精特新”为导向的新兴金融业态。第四次科技革命来源于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高度交叉和深度融合，催生了前所未有的“专精特新”发展方向，为适应数字经济、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构建，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绿色金融、科创金融、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从政策性、概念化走向市场性、场景化，升级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第三，利用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服务模式提质生效。金融作为联结科技、产业循环运行共用同行的血液，扮演着重要媒介和纽带角色，必须对科技和产业“看得准”“读得懂”“理得清”，确保客观科学认知其市场价值和发展前景，有必要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金融科技力量，简化金融交易环节，提高资金融通效率，降低服务边际成本，开辟触达客户渠道，提高风险控制水平，从而让金融更好参与循环之中，带动科技与产业动能转换发展，促进“科技—产业—金融”实现高水平循环。

第四，建立“政府+市场”协同互济的金融风险分担机制。科技与产业在不同维度碰撞融合之下，新兴产业更替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在投资项目、技术研发、装备购置、兼并重组等方面衍生了新的金融需求，也产生了更多不可预知的沉没成本和风险损失，既要进一步强化金融杠杆“放大器”作用，促进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多流合一，有效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也需要政府有效介入，出台系列财税、金融、产业等联动政策，建立金融风险分散、分担、转移、补偿等机制，实现风险与收益的长周期、跨领域平衡，为“科技—产业—金融”有机结合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