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朝良、彭晓钊：数字经济的创新方式及深圳发展路径

自从美国挑起对华科技战，华为、中兴等深圳企业接连遭受针对性打击，粤海街道办多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反衬了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优势地位。然而，面对数字经济浪潮加速袭来，深圳不仅与抖音、SHEIN等科技新锐失之交臂，在元宇宙、生成式AI等技术竞逐中也仍需继续追赶。深圳向来都是逆风翻盘的“最强王者”，无须遗憾错失一时兴起的个别风口，但有必要正视数字经济的无尽可能性，掌握数字经济运行逻辑和创新要求，以面向未来的想象力、技术力与场景力孪生再造下一个深圳。

01数字经济改变世界的底层逻辑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次技术-经济范式升级，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重构了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

宏观层面：改变经济生产函数

一是扩大生产要素投入。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重建数字经济生产函数Y=T*F（D,A*L,K），其中数据要素（D）既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扩大了要素投入的数量，也与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传统生产要素结合，提高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进而扩大了生产要素的总体投入。

二是改善生产关系配比和资源配置效率。数据要素应用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改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和效率（F），提高了生产函数的边际报酬增长率。

三是提升生产技术水平。数字经济催生了一系列创新技术的产生，让更多技术手段得到应用推广，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了生产函数的全要素生产率（T），实现经济效率变革。

中观层面：改变产业演进规律

一是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数字经济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促使传统产业由封闭化、流程化，向开放化、智能化、高附加值转变。

二是催化更多新的产业方向。数字经济颠覆了传统产业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机制，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利用数字技术寻求新的突破方向，衍生出了网约车、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在线直播等数不胜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颠覆产业物理空间形态。在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贸易带动下，大大提高了交易匹配效率和信息选择效率，降低甚至消除了物流成本、运输成本等中间成本，促使许多产业空间形态由“协同式地理集聚”转向“分离式地理集聚”。

微观层面：改变个体经济行为

一是改变企业生产者行为。数字技术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撮合效率两种机制，给企业在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研发创新等各个环节都带来了整体性提升。数字经济也催生了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网络经济效应、长尾效应等，使得企业竞争生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让市场格局变得更加灵活和多元化。

二是改变个人消费者行为。数字经济具有数据依赖、共享普惠等特点，能够精准识别和激发消费者需求，提高消费品供给效率和匹配性，改变消费者行为和预期，已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为个人就业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为个人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了便利。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其所爆发出异常旺盛的创新能力，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呈现出迥异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更高创新要求。

模式一：由算力堆叠的蛮力创新

所谓蛮力创新是大数定律的创新版本，是大量投入低成本要素，通过反复试验和组合，产出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新成果。工业经济时代，蛮力创新的代表性案例是，爱迪生尝试了上千种材料，最终找到通电后耐用明亮的钨丝作为灯丝，发明了可规模化生产、作商业用途的灯泡。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信息和数据的爆炸性增长，越来越需要强大的算力进行处理、分析和存储，比如人工智能领域的图像识别、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又如区块领域的加速计算、分布式记账等等，都是由算力堆叠和支撑蛮力创新的典型案例。

模式二：由跨界产生的融合创新

数字经济不属于传统意义上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的范畴，是在数字技术普及应用下产生的复杂经济系统。数字经济通过数据开放、共享和流动，促进了跨组织部门、跨价值链条、跨行业领域协作和融合，打破了既有企业边界、产业类别、商业范围等，赋予了创新在不同场景下更多的可能性。具体来看，数字经济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既包括知识经济、平台经济、社交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模式，也包括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运用，还包括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等新产业生态。

数字经济一般遵循梅特卡夫定律、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等基本规律，具有超高强度、快速迭代、频繁变道等竞争特性，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孤军奋战”而保持领先优势。国际上，由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已成为数字经济重塑创新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如SpaceX打造太空产业生态“星链计划”，Meta携手微软、高通发布免费开源大模型等。在国内，也不乏领军企业开展协同创新的案例，如华为积极推进与各国政府、企业及机构合作，在全球设立研发中心、合作实验室、联合创新中心等分布式创新节点，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

对深圳而言，数字经济是进行时也是未来时，是新命题也是必答题，只有主动适应数字经济演进趋势，不断接受新的技术逻辑、商业模式和思维方式，释放数字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才能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字节跳动等数字经济巨头的兴起离不开创投机构的长期支持，说明了创新资本“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与数字科技企业“高风险、轻资产”特性高度吻合。建议聚焦本土创投机构和天使投资人、上市公司风险投资（CVC）、金融机构资管子公司等具备领先优势的风投创投主体，加快打造一批全国乃至全球VC/PE行业标杆和赛道冠军，以创新资本“广种奇收”,让数字经济生长在“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专精特新企业竞相涌现”之上。

启示二：从场景中来到场景中去

数字经济是新生事物，必须强化“审慎包容”监管原则，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谨防资本泛化、行业垄断、数据滥用、算法歧视等行业失序问题，让数字经济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更重要的是，也要给予数字经济发展明确预期、充分自由和灵活空间，更多依赖富有弹性的创新试错容错机制，更多开放政府数据资源和技术应用场景，让更多企业精准掌握市场需求、匹配所需数据资源，探索和触发意想不到的创新路径。

启示三：软硬兼施加“数”赛跑

以芯片为代表的基础硬件和以操作系统为代表的关键软件，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也恰恰是深圳存在缺失的产业链环节。一方面，依托深圳数字基础设施领先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联结全球的优势，加快布局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中心，争取在高端芯片、集成电路等硬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聚力攻坚核心软件，集中突破一批开发语言、数据库、操作系统、开源技术和核心软件等底层技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软件产业体系。

近年来，短视频TikTok和跨境电商SHEIN、TEMU等平台，通过复制国内成熟商业模式、联结国内发达产业体系，快速抢占国际市场，成为引领数字全球化的佼佼者。对此，既要支持数字经济企业立足国内超大市场、海量数据、迭代场景，勇于运用新技术、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在千军万马过桥中锻造高纬度竞争优势；同时也要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契机，支持有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主动拥抱海外市场，打造一批“生而全球化”的平台和产品，带领“深圳制造”“深圳服务”“深圳品牌”走向世界，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