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龚国强等：做好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建设

普惠金融，旨在以最普惠价格为最广泛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是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体现，是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使命，践行善本金融的生动实践。过去十年，我国普惠金融事业高速发展，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显著提高。站在历史新阶段，党和国家对普惠金融提出新要求，人民群众对普惠金融提出新需求。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普惠金融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篇，对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普惠金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小微经济是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贡献了我国很大一部分GDP和税收，对稳定经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普惠金融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丰富的信贷产品，拓宽融资渠道，改善其融资难、融资贵状况，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此外，普惠金融为我国经济发展最需要关心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完善农村金融配套设施，注入资金支持乡村振兴。近年来，“三农”领域普惠金融服务持续扩面、增量，2023年末全国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为56.6万亿元。

普惠金融是推动金融向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初心的必由之路。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特征。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其盈利性不断强化，导致“好的企业抢着服务、过度服务，中小微企业缺乏专业服务”的现象时有发生。践行金融向善，需构建与之契合的经营模式与行业文化，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性放在首位，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领域。普惠金融以最惠价格为小微企业、农民等提供金融服务，让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金融需求都能被有效满足，推动小微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普惠金融是商业银行夯基垒业的必然选择。普惠金融天然具有“小额、分散”的特征，能够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惠及更多客户，有利于商业银行建立广泛且优质的客群基础，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品牌知名度。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滑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有效降低经营风险。

深耕十年，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取得瞩目成就，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实现质的飞跃。尽管如此，普惠金融目前的发展水平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要求仍有差距，面临以下难题与挑战。

长尾客户金融需求多样化与服务成本高的矛盾。截至2023年末，我国普惠小微授信客户为6166万户，而全国登记在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约1.7亿户，授信覆盖率不足40%，另有5亿人口居住在乡村，长尾客户数量庞大，对普惠金融的需求多样且急迫。然而，一方面，普惠小微贷款户均余额较低，2023年末仅不到50万元；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情况调查、行业发展分析、抵押物评估与登记、贷后管理及乡村线下服务等小微贷款服务成本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导致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面临挑战。

依赖抵押增信与缺少抵押品的矛盾。普惠客户大多经营规模较小，经营能力偏弱，第一还款来源不稳定，因此，为了降低贷款损失，抵押担保是目前普惠金融业务主要的增信方式。然而普惠客户往往“家底薄”、需求急，以轻资产的科创企业为例，其抵押物少，按照传统信贷模式往往难以获得贷款。为此，各大银行陆续创新信用贷款产品，以纯信用担保方式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贷款，但市场占比不高，2023年全国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重不足20%。抵押担保仍是目前最主要的风险缓释手段。

普惠金融高风险与低利率的矛盾。普惠金融风险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普惠客户经营风险较高。普惠客户普遍存在资产规模小、技术实力弱、产品和服务可替代性高等问题，盈利能力和还款能力不稳定。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2024年一季度报告暨2024年二季度中国小微经营者信心指数报告数据表明，小微经营者中约二成净利润率为负，约二成盈亏平衡。二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企业内部人可能凭借其信息优势损害外部人利益。《公司法》要求公司必须设立互相制约的组织架构及内部监督机制，监管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时间和渠道。分析师、媒体、证券交易所、证监会等外部监督也能有效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状况，抑制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会计舞弊、过度投资等行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小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管理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内部监督机制制约能力较弱；财务数据往往未经第三方审计，也没有强制的信息披露要求。因此，银行缺乏可信渠道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评估企业还款能力等。农户、个体户的经营信息则更不透明，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

在政府重视、监管要求、社会关注的推动下，我国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逐年下降，从2017年的7.9%下降至2024年一季度的4.42%，利差显著收窄，小微企业受益明显。普惠金融的内涵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小微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若要解决高风险与低价格的矛盾，实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从普惠金融高风险入手对症下药。

数字化改革浪潮下，浙商银行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积极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普惠金融领域，提高服务能力，降低服务成本。此外，浙商银行利用自身全面推进“科技兴行”战略契机，加快推进“185N”数字化改革，领先探索各项前沿数字化技术与银行业务的深度融合，从五个方面推进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为数字普惠金融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化服务体系，提高普惠金融针对性。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和原则，坚持“数字化+场景化”的发展方向与思路，确立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业务模式，搭建了“1+1+N”数字化服务体系。第一个“1”是“数易贷”。“数易贷”是浙商银行依托工商、流水、结算、发票、征信等数据，针对个体户、小微企业主推出的个人经营类小额信用贷款产品。浙商银行还与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深入合作，为省内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量身定制“数易贷”子产品“浙个好·数易贷”，助力浙江省“三支队伍”建设。第二个“1”是“数科贷”。“数科贷”是浙商银行依托税务、电力、知识产权等数据，针对小微型企业推出的信用贷款产品，重点结合并融入小微园区场景，大力推广小微园区综合金融服务，满足园区内小微企业多元化金融需求。“N”是数字化合作项目。浙商银行将数字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分析普惠小微客户全生命周期的行为场景，聚焦普惠客户的融资需求并嵌入金融服务。主要围绕“政府合作、供应链、小微园区、设备更新”四大重点场景，为不同场景的普惠客户提供差异化、个性化融资服务。

数字化营销平台，加强普惠金融精准性。浙商银行营销地图系统通过实时数据刻画客户标签、跑批营销模型，筛选出具有融资需求的普惠客户。依据客户经理网格划分，分配客户名单，并做好营销过程管理。营销地图对接大数据营销平台，打通企业微信、电话银行等渠道，可向普惠客户实时推送消息，加强普惠金融精准性。

数字化营运方式，提升普惠金融便捷性。营运数字化是提高普惠金融服务体验的重要举措。浙商银行利用二维码技术生成行内二维码，普惠客户扫描二维码即可链接手机银行、H5页面等移动端服务渠道。通过手机移动端线上申贷、系统自动审批、线上签约和放款等，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问题。采用数字化营运策略，可以加快普惠金融的响应速度，使其更加契合市场需求，同时打破地域限制，将普惠金融福祉惠及更广泛的群体。浙商银行通过“融查通”移动设备上门服务、远程视频面谈等方式，实现客户足不出户办理业务，提升普惠金融便捷性。

数字化风控技术，降低普惠金融成本。浙商银行风控体系数字化转型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扩展信息来源和数据维度。通过大数据、云存储、云计算等技术采集、捕捉、储存、应用海量数据。除了普遍应用的人行征信数据、政务数据、运营商数据，浙商银行还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将海量数据应用在风控体系中。另一方面优化信息应用。浙商银行将善本金融理念融入数字化风控逻辑中，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优化风控系统与模型，全方位评价企业风险，提高贷前风控模型的准确性和贷中风险监测的有效性。数字化风控体系的形成与运用，有效提高浙商银行风险识别能力，降低经营风险，增强浙商银行服务普惠客户的能力。

数字化金融顾问服务，拓宽普惠金融内涵。金融顾问制度于2018年由浙江省首创，来自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行业专家组成金融顾问团队，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浙商银行作为金融顾问擎旗单位，凭借自身数字化优势，联合临平区政府打造“金服宝·小微”数字化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为企业融资、普及金融知识、解读财税政策、优化内部治理、整合企业资源等，解决普惠客户资金不足、缺乏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的问题，为小微经济融资、融智、融服务。只有普惠客户自身经营能力增强、造血能力提高，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信用风险才会降低，才能持续地以低价格提供高质量服务。

当前，各部门各机构正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道路。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和实践历程尚短，为进一步完善生态体系，提高服务质效，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基础。加大对偏远地区5G基站、云计算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乡村网络覆盖深度与网络质量，确保提供稳定、高速、安全的网络服务。推广普及移动支付、手机银行等金融服务，降低对网点服务的依赖，提高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受度。

丰富移动支付场景，拓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范围。积极推动移动支付技术在日常购物、公共服务、国际交易及农业生产与销售等多个领域的深度渗透与应用，提高支付效率和用户体验，让更广泛的普惠客户群体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带来的便捷服务，提升生活质量和金融体验。移动支付也是普惠金融广泛应用的融资场景，直接将融资资金受托支付给服务提供者，避免资金挪用，提高银行授信意愿。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挖掘有效数据。企业的生产、采购、交易和客群等数据最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是商业银行亟须的数据，具有很大应用价值。受资源禀赋限制，当前我国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低，销售、采购、库存管理、ERP等系统应用不广泛，企业经营的原始数据没有持续积累和深入挖掘。

推进数字信托发展，疏通数据采集堵点。当前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一大难点是缺少有效数据，即使专门提供数据服务的互联网企业也难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连续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数据采集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且必须经过授权。数据作为一种资源，通过开发和利用后，除了为数据主体增信，还可能进一步发展成数字资本。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数据资产所有者只能被动选择是否授权采集数据，数据采集因合作结束而中断，数据资产所有者缺乏渠道连续收集数据，释放数据资源的价值。数字信托模式下，数据主体可以授权受托人采集数据，并进行管理和应用。数字信托可以实现持续规范地搜集数据，平衡数据流通与隐私保护，疏通数据采集堵点。

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数据融合应用。数字普惠金融涉及的数据多维度、多层面，通过对多方数据融合应用可以提高大数据模型的准确性。国家鼓励数字政务、智慧政务配合与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目前商业银行普遍应用人行征信数据、政务数据、运营商数据，互联网企业拥有的海量数据应用并不充分。建议建立全面的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明确的数据采集准则、标准化的数据格式和统一的接口规范，打破不同信息系统间的界限，促进各部门间数据交流与共享，提升整体的数据利用效率和协同工作能力。

强化技术研发与创新，提升数字科技能力。加大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等技术领域的投入，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建立深度合作，通过共同研发、技术转移等方式，促进前沿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应用，从而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加强培养科技人才，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前沿技术研发，为技术进步提供人才保障，提升数字科技能力。

健全监管规则与自律规范，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治理体系。数字普惠金融涉及隐私数据安全与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治理，需要建立与之动态平衡的监管体系、监管策略。明确准入标准，加大违规经营惩罚力度，鼓励在合规前提下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完善行业自律组织与规范，引导从业机构共同维护行业稳定有序发展。

作为中央提出的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普惠金融充分体现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是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数字普惠金融更是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两大篇章相互交叉、融合的风口，是新时期下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未来，金融机构必须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切实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从而有力推进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浙商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普惠金融事业部），其中龚国强系总经理